些主题。

而谈及青少年，市面上最多的便是《告白》的拙劣模仿作。

北川老师用《告白》狠狠撕开了日本国不健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丑陋面具，随后把那些躲藏在黑暗中，靠钻法律空子为非作歹的小崽种们揪了出来。

这本堪称风向标般的作品引领了一个时代，也把许多文学家的思维往批判法律和未成年犯人的方向引去。

所有事物都有正反两面。

而在未成年罪犯的对立面上，更值得关注和容易被忽视的便是阿廖沙这种“暴力家庭”的受害者。^7^6′k·a.n·s^h_u_.￠c_o?m￠

他们弱小无助，逆来顺受，成了家庭暴力中的牺牲品。

阿廖沙被外祖父和舅舅们殴打，连家里的下人都敢来掺和一脚。

他时常头破血流，浑身是伤。

而外祖父卡希林却说这是“必要的棍棒教育”，“总比出了门被其他人揍好”。

这种教育方式究竟是为了阿廖沙们好，还是单纯只是为了满足施暴者的自私心理？

答案不言而喻。

在传统日式家庭教育里，长幼尊卑也是必须要教会的一环。

长辈们也往往用这个理由毒打晚辈，以威势欺压孩童，迫使他们就范。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幸运的成为阿廖沙。

那父母辈究竟该怎么教育孩子呢？

森哲太郎继续写着，试图在《童年》里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惊愕的发现，越是这么钻研《童年》，这部小说能带给他的惊喜越多！

时至今日，将自己的文学赏析能力提升后，他才发现，原来北川老师的小说像是一坛刚启封的美酒，越喝越香醇，值得反复品味！

而在森哲太郎反复研究《童年》，甚至打算把北川秀以前的小说也翻出来重新写评论稿时，北川秀则从莫斯科国际机场搭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临时航班。

当时发表完《童年》后，还留在沙俄的北川秀顿时成了这个国家文坛与政界无数大佬的座上宾。

《新世界》一次次刷新沙俄纯文学杂志的历史纪录，光速出版的《童年》首印20万册，不到三个小时就被狂热的书迷们抢光。

出版社火速加印的30万册又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被一扫而光，让无数没有买到实体书的书迷破口大骂。

《新世界》编辑部哪里见到过这种阵仗，一时间竟忘了自家还在和《现代人》竞争，纸张和印刷厂不够用的情况下，居然跑去向对头出版社借用资源。

《现代人》编辑部也很离谱，听说是要帮忙加印《童年》，也没理会高层的意见，就这么答应了下来。

同一时间在《现代人》见刊的《驱逐》也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成为了叶夫盖尼的历史新高。

奈何在《童年》刺眼的光芒下，《驱逐》只能成为沙俄文学有史以来最悲情、分量最重的背景板。

叶夫盖尼倒是已经彻底调整好了心态。

两本杂志发售那天，他特意开车去接北川秀回莫斯科，那时还是为了避开喧闹的文坛，免得自己承受不住那种心理落差。

随后和北川秀一通交流，又得知他已经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完成了采风，《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也开始写了，叶夫盖尼瞬间没了羞耻心——

那一瞬，他比任何人都确信，北川秀就是一个疯子，一个只为了文学而生的疯子。

输给疯子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或者说输给一个未来的“托翁”，他甚至有点与有荣焉的感觉。

《童年》的风吹到瑞典文学院，一堆终身评委顶礼膜拜后，马悦然的一纸邀请函来到北川秀手中。

这一次，北川秀没再拒绝他们，也没有惺惺作态的各种推辞。

确定去瑞典文学院授课并接受他们给的名誉教授头衔后，北川秀立即辞别叶夫盖尼，光速飞去了斯德哥尔摩。

“和你出生在同一个时代，我真不知道是该感到悲哀，还是该感到庆幸。”

这是叶夫盖尼送北川秀登机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虽然两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但很搭的文学创作理念，很合拍的生活节奏，以及颇为一致的三观让他们迅速成了至交好友。

北川秀很珍惜这段感情，和叶夫盖尼交流文学时也是倾尽所能，希望能帮他突破瓶颈，迈向更高的层次。

叶夫盖尼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