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

其间，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太后和皇帝，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太后，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太后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

！另外，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此开“文饰罗织”之端，多次上疏反对。御史中丞李常、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均不肯弹劾蔡确。

文彦博、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等却是“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责无旁贷。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你死我活的新旧党争，士大夫化笔为刀，向对手的脑袋狠狠砍去，大宋国终于不堪其重，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文人的笔，果真是狠过武人的刀，例不虚发，杀人不见血。

王棣可不想陷入刀光剑影的党争。但问题在于他的身份贴上了标签，王安石之孙哪，难道还能“弃暗投明”站到父祖的对立面去？要想摆脱这种窘境，摆脱身份阴影，凭自己的能力走科举之道是最佳选择。

这，仅仅算是小跳板，关键的一跳在省试及殿试。

发榜后，新晋举人按例去拜见本科主考、同考，以“恩师”或“恩府”名之。

古时学子称谓老师，其时是有区别的，大致可分门师、房师与座师三种。

门师是指授业老师；房师是科举时的本科阅卷官，如时下的经义科与诗赋科便各有阅卷官；座师则是科举（乡试及会试）的主考官。

虽与李之问有些冲突，但李节居然点了王棣为解元，实在是公私分明之楷模。王棣对这个座师倒是颇有好感，虽然对方属旧党中人，那又怎样？他又不想介入新旧党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便是各种聚会，同科举人间增进情谊嘛，总是有好处的，谁知道其中有谁能金榜题名乃至位列中枢呢？提前结下善缘，何乐而不为？

华夏文明盛行圈子，对于这种聚会，王棣无可无不可。前世的磨练让他在这种场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这让那些个年长举人既吃惊又吃醋：妖孽的人生不需要多加解释么？

如此“花天酒地”了近一个月，才算是“繁华落尽”，一干举人各回各家，筹备来年春闱省试。

江宁、汴京两地相距千余里，即便是舟车简行，也得耗时十多二十天，到了京城还得去礼部报备出具文书告身。是以，外地举人乡试一结束便会赶赴汴梁备考。

王棣也决定早早动身，正可一路游山玩水，年前赶到京城即可。

王氏堂号在临川，但宝元二年己卯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而后王安石兄弟、王雱皆葬于江宁，四代人在此生活逾五十年，如王棣这一辈已算是土生土长的江宁人士了。而因王安石兄弟之故，江宁分堂反而是要尊于临川总堂的。

只是，到了王棣这一辈，人丁不兴，王安石门下唯有王桐、王未，王安礼门下亦只有王楠、王末二人。王棣的身份有些尴尬，既是王旉之子，又过继给了王雱。好在两家人在一起生活多年，丝毫未见生份。

不过，随着吴老夫人去往女儿处得享天年，王安礼转知舒州，王棣叔侄等人即将赴京赶考，一番商议后，决定只留三数名仆从看守半山园，余者皆去往汴京。可谓是举家搬迁。幸好王氏在京城为官经营多年，早前便购置了几处宅邸，倒是不虞住所。

另外，聂胜琼与蔡云英这二位客座琴师也会随行赴京。嗯，尽心尽责，值得给个大大的赞字。

王棣又恶趣味地想：东京繁华犹胜江宁、杭州，天下名ji云集，更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楼”的“矾楼”让一干名流豪绅趋之若鹜，聂、蔡二姝到时可莫动了胜负之心而重出江湖哦？

东京，彼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我来了……念及于此，王棣居然有些小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