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目光，手指下意识地蜷缩起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张沉重的画纸，还带着我手心的汗，静静地躺在光滑的桌面上，像一份无声的控诉。

“周姨，”张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恢复了那种公式化的平稳，“您年纪大了，值夜班辛苦，眼花看错也是有的。这事到此为止吧，别自己吓自己，也别…到处乱说。”她拿起桌上一份文件，低头翻阅起来，长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眼底所有的情绪。那姿态，分明是送客。

我默默地转过身，拖着比来时沉重十倍的脚步，一步一步挪出那间明亮却寒气逼人的办公室。门在我身后轻轻合拢，隔绝了里面的一切。走廊里孩子们的嬉闹声隐约传来，阳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到此为止”？那张纸上挥舞的手臂，孩子蜷缩的身影，躲在柜子后的绝望…还有男孩脖颈上那深紫色的勒痕，在我眼前疯狂地交替闪现。它们像烧红的铁块，烫得我无法平静。那个悬空的身影，那无声的注视，还有那句模糊不清的“老师不让我们说”…它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良心上。

值班室的抽屉最深处，压着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东西。我颤抖着手指打开它，里面是那张被我藏起来的、画满暴力场景的蜡笔画。纸张边缘己经有些卷曲。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很久，首到窗外的天色再次染上暮色。

终于，我拿起了那个笨重的、几乎很少使用的座机话筒。冰凉的塑料贴在耳边，我深吸一口气，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缓慢而清晰地按了下去。听筒里传来单调的拨号音，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喂？110吗？”我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连自己都陌生的干涩，“我…我要报警。在阳光苗苗幼儿园…可能…可能发生过很坏的事…害死过孩子…”

放下电话，听筒在机座上磕碰出轻微的声响。我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窗外的夜色正一点点吞噬着夕阳的余晖，幼儿园再次陷入一片寂静的阴影之中。我等待着，等待着那必然降临的风暴，和随之而来的、未知的审判。

时间在死寂中爬行。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撕裂了夜的宁静，最终在幼儿园大门外戛然而止。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严肃而压低的说话声，伴随着手电筒光柱在窗外走廊里晃动扫射。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紧握着那张作为唯一“证据”的蜡笔画，手心全是冰冷的汗。

突然，一声凄厉、扭曲、充满无法置信的尖叫声，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猛地穿透了办公室厚重的门板和走廊的寂静，狠狠扎进我的耳朵！

“——不可能！！！”

那声音，毫无疑问，属于张园长。

“当年我们明明……明明把那些画全烧了！一张都没留！烧得干干净净——！！”

那声崩溃的嘶吼如同滚雷，在空旷的走廊里炸开，余音嗡嗡作响。我猛地从藤椅上弹起来，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肋骨。烧画？什么画？烧得干干净净？那张园长的尖叫里，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钉，狠狠钉进了我的脑海。

值班室的门被敲响了，声音礼貌而克制。我哆嗦着打开门，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外，神情严肃。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警官目光锐利地扫过我煞白的脸，又落在我下意识紧攥在胸前的那张蜡笔画上。

“周阿婆？”他的声音低沉平稳，“麻烦您，跟我们回局里一趟，详细说说您知道的情况。”他的目光里没有质疑，只有一种洞悉真相后的凝重。

警局询问室的灯光白得刺眼。我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对面是那位年长的警官和一位负责记录的女警。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纸张油墨混合的冷硬气味。我将那张画纸摊开在桌上，粗糙的纸面上，那些用尽孩子所有力气、几乎要划破纸背的狂乱线条，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我讲述了深夜美术室的遭遇，那个悬空的男孩，他脖颈上那道深紫的勒痕，还有那句无声的“老师不让我们说”。我的声音干涩，断断续续，像一台快要散架的老旧机器。

警官静静地听着，偶尔在记录本上写几个字。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眼神深处仿佛有风暴在酝酿。当我提到张园长那声崩溃的尖叫——“当年我们明明把那些画全烧了！”——时，他猛地抬起头，眼中寒光一闪。

“您确定她说了‘烧画’？”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听得真真的！一个字都不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