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针对这种情况，李纲认为关键在守，蓄势待发，等国力强盛，再谋划复兴，这无疑是根据宋金力量对比而提出的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既反对轻率冒险，也反对卑躬屈膝，一味助长女真贵族的嚣张气焰。

第二，“议巡幸”，即定都何处的问题。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主张放弃故都开封，把都城迁到有长江之险可守的建康。

而李纲则认为开封是宋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高宗应当返回京师抚慰人心，若京师真不可留，上策应以长安为都城，次为襄阳，再次建康。

第三，李纲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以死守节，而迫于金人的淫威易姓改号，请求高宗严惩张邦昌以维系纲纪，并且要高宗惩处对金卑躬屈膝的官员，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第西是“议守”，李纲主张沿黄河、长江、淮河一带设置，以控制要冲。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新兴的塞外民族，骑兵异常快捷灵活，最担心大江大河的阻隔。后来的蒙古铁骑远征欧洲，但却越不过金人的黄河防线，必须与宋联合借道荆襄以攻河南。

蒙古灭金后与南宋作战，正是因为江淮的阻隔，所以才不惜花费数十年之力，绕道西川、云南以攻南宋。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阻挡金人的黄河天堑居然无人防守，金军没受阻挡，首奔开封。

金人得意之余，却还是感到侥幸，宋朝可谓无人，若派一两千人守黄河，我们怎能渡过？如此惨痛的教训使李纲认识到防守江河的重要性。后来南宋退守江淮，沿长江措置西大镇，仍是此项策略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