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人”的让利规则：同宗族或同县商人交易，“利润让3%”（如成本100元，自己人卖105元，外人卖108元），但要求“现款现货”。这种“薄利换周转”让“自己人”网络内的资金流动极快——香港潮汕商人的“地下钱庄”，“胶己人”可“当天汇款，无手续费”，外人则需“3天到账+5%费用”。

- “排外”与“抱团”的两面性：非潮汕人很难进入核心圈（如在泰国，潮汕商人的“大米协会”不接纳非潮汕会员），但这种“排外”也让他们“内部更团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泰国潮汕商人“互相拆借”（仅谢国民就借给同乡企业10亿美元），挺过危机，而其他族群企业多倒闭。

四、生存体系：跨国贸易的“潮汕版图”与“细分市场垄断”

潮汕商帮的生存智慧，是“在细分领域做老大”。从泰国的大米、香港的零售，到全球的玩具、内衣，他们用“跨国网络+精细管理”，在看似“小生意”的领域做成“大市场”。

1. 跨国贸易：从“红头船”到“全球供应链”

潮汕商人的贸易网络，从明清的“红头船走私”扩展到现代的“全球布局”，核心是“双向流动”：将潮汕特产卖出去，将海外资源运回来。

- “潮货出海”：早期靠红头船运“潮绣”（用金线刺绣，专供东南亚王室）、“枫溪瓷”（薄如纸，白如玉）、“药材”（陈皮、老香黄，东南亚华人信其“祛湿”）；现代则出口“玩具”（汕头澄海占全球玩具产量50%）、“内衣”（揭阳普宁是“中国内衣之都”）、“电子配件”（深圳华强北的潮汕商人垄断30%的手机壳供应链）。

- “番货入潮”：从东南亚运回“暹罗大米”（潮汕人主食，汕头港年进口量占广东的60%）、“橡胶”（马来西亚的橡胶经潮汕商人转销内地，供轮胎厂）、“燕窝”（泰国、印尼的燕窝由潮汕商人加工成“即食燕窝”，利润翻10倍）。

- “转口贸易”的精明：香港的潮汕商人（如李嘉诚）擅长“低买高卖”：从欧洲进口钢材，转卖给深圳的潮汕建筑商；从中国采购家电，贴“潮汕品牌”（如“康佳”早期由潮汕商人参与）销往非洲，赚取“品牌溢价”。

2. 控制泰国、香港市场：“落地生根”的垄断术

潮汕商人在海外“不是过客，是主人”，通过“融入当地+保留潮汕基因”，控制关键行业：

- 泰国：从“卖菜仔”到“掌控经济”：19世纪，潮汕人在曼谷“三聘街”（华人区）摆地摊卖鱼露、菜脯，逐渐垄断“零售业”；20世纪，谢易初（正大集团创始人）从“卖种子”做起，将正大发展成“饲料-养殖-零售”帝国，控制泰国40%的饲料市场、20%的零售市场（7-eleven便利店）。如今，潮汕人占泰国华人的70%，掌控泰国gdp的30%（金融、地产、农业），前总理他信、英拉（潮汕后裔）的家族企业（西那瓦集团）也以潮汕商帮为后盾。

- 香港：“南北行”与“地产霸权”：19世纪香港开埠后，潮汕商人垄断“南北行”（连接内地与东南亚的贸易），上环“文咸街”成“潮汕商帮总部”；20世纪，李嘉诚（潮州人）、刘銮雄（潮州人）等靠“地产”崛起，长江实业、新鸿基（郭得胜家族，潮汕籍）控制香港20%的写字楼和住宅供应，“潮汕话”一度成香港地产圈的“行业用语”。

五、君臣佐使：潮汕商帮的“治理体系”

潮汕商帮的运作，像“宗族式企业集团”：商会（君）统筹全局，宗亲会长（臣）管理家族，师爷与会计师（佐）提供支撑，伙计与采购商（使）执行落地——这种结构“集权与灵活并存”，既保持文化认同，又能适应市场变化。

1. 君：商会（如深圳潮汕商会）——资源整合的“超级纽带”

商会是潮汕商帮的“最高商会机构”，由“大佬级商人”（如马化腾、黄光裕早期参与）组成，相当于“君”，负责“抱团发展、对抗风险、政策游说”。

- “信息共享”与“联合采购”：商会定期开“茶话会”，通报“原材料涨价”“政策变动”（如深圳潮汕商会提前告知会员“环保检查收紧”，让玩具厂早整改）；联合会员“批量采购”（如向钢铁厂一次性订10万吨钢材，压价5%），降低成本。

- “危机互助”：2008年金融危机，东莞潮汕鞋厂倒闭潮，商会牵头“互保贷款”（10家企业联合向银行担保），救活300家企业；2020年疫情，汕头潮汕商会组织“包机”从泰国运回口罩，分给会员企业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