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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金融枢纽地位强化了寡头的资本控制力。作为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莫斯科继承了全国的银行、证券、结算系统，寡头们通过收购国有银行（如别列佐夫斯基掌控俄罗斯联合银行），掌控了货币发行、信贷审批的权力。1990年代，莫斯科的10家寡头银行控制了全国70%的金融资产，他们通过“高息揽储”吸收民众存款，再放贷给关联企业，或炒作汇率套利（卢布对美元汇率从1991年的1:1.7暴跌至1998年的1:2000，寡头通过外汇投机赚取暴利）。这种“金融寡头”与“资源寡头”的合流，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双重控制——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正是寡头银行的违规操作（大量发放无担保贷款）加剧了危机，最终导致政府债务违约。

对欧洲的能源管道网络，是寡头的“地缘政治杠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输油管道总长超2.5万公里，北溪管道、友谊管道等将油气输送到德国、意大利等国，而这些管道的运营权多由寡头企业参与——卢克石油负责波罗的海管道系统，俄气控制北溪项目。这种“能源纽带”让寡头不仅是商人，更成为俄欧关系的“隐形玩家”：2006年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中，俄气停止供气，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背后正是俄气与寡头控制的运输公司的协同操作；而阿布拉莫维奇通过掌控俄英能源贸易，一度成为两国关系的“非正式调解人”。资源的地理分布，让俄罗斯寡头从诞生起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属性。

三、文化体系：权力崇拜与生存悖论

俄罗斯寡头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转型期的“规则真空”与历史积淀的“强权崇拜”。他们既继承了苏联时期“权力决定一切”的潜规则，又模仿西方资本的运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他们崛起的密码，也是最终受限的根源。

“权力即财富”的生存逻辑贯穿始终。$/?第-??一?看·书[÷网,+￠ \`a更￠%,新?最?:快-%在俄罗斯转型期，法律体系混乱，产权保护薄弱，唯有靠近权力核心，才能确保财富安全。别列佐夫斯基的发家轨迹极具代表性：他通过与叶利钦家族的私交（尤其是与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的关系），获得了国家汽车工业公司（vaz）的控制权，将其零部件业务外包给自家公司，年获利超5亿美元；他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决策，1997年一手促成基里延科出任总理，只因后者“听话”。这种“权力寻租”模式被所有寡头效仿——阿布拉莫维奇每年向叶利钦家族“进贡”数千万美元，换取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开采权；霍多尔科夫斯基则通过资助议会政党，试图将权力“制度化”（这也成为普京打击他的理由）。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与其说寡头是资本家，不如说是‘权力经纪人’。”

寡头间“联盟-内斗”的循环是常态。为对抗政府或瓜分利益，寡头们常结成临时联盟（如1996年支持叶利钦连任的“七人集团”），但联盟的基础是利益而非信任，破裂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别列佐夫斯基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争斗堪称经典：1998年，两人为争夺西伯利亚油田开发权，在媒体上互相曝光丑闻（别列佐夫斯基指责霍多尔科夫斯基偷税，霍多尔科夫斯基则揭露别列佐夫斯基侵吞国家资产），最终通过叶利钦出面调停才暂时平息。更激烈的内斗甚至涉及暴力——1990年代有超过300名寡头相关人士被暗杀，其中包括尤科斯公司副总裁涅姆佐夫（2015年在莫斯科街头遇刺），背后直指寡头间的权力斗争。这种“零和博弈”的文化，导致寡头群体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业秩序，最终被普京“分而治之”。

“西方化生存”与“本土依附”的矛盾撕裂。几乎所有寡头都在西方拥有巨额资产：阿布拉莫维奇买下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在伦敦拥有价值15亿美元的豪宅；别列佐夫斯基流亡英国后，住在肯辛顿宫附近的庄园；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子女均在瑞士留学，资产存于海外银行。他们模仿西方富豪的生活方式——喝拉菲红酒、看百老汇音乐剧、让子女就读伊顿公学，但这种“西方化”始终停留在表面：他们的财富根基仍在俄罗斯（依赖国内资源与权力），一旦与本土权力冲突，海外资产便成为“软肋”。2018年，英国以“洗钱”为由冻结阿布拉莫维奇的部分资产，正是利用了这种“海外依附”；而别列佐夫斯基最终在伦敦寓所“自杀”（疑点重重），更是这种矛盾的悲剧性结局。

四、生存体系：资源垄断与多元布局

俄罗斯寡头的生存根基，是对国民经济核心领域的垄断控制。从